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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0和1949年，毛泽东分别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鸿文中阐述了新中国的价值信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论断。

[①]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107页。简言之，社会国义务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完成人之为人的过程。

第三，社会国义务构成对社会权的限制。[13]如果适龄儿童的父母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国家可以对其进行教育批评甚至处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宣示：基本法中人的形象并非是一个孤立、自主的个人形象。最后，积极义务与消极自由并重。以劳动权为例，宪法不仅规定公民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国家义务。

第20条规定：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⑤] 社会国家将社会正义作为抱负，不再坚持绝对的不干预政策，社会权或作为国家的政策指导原则，或作为国家目标，或作为抽象权利，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具体化社会权的宪法内涵。[5] See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and Dirk Baec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288. [6][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时刻来临？——触底反弹的逻辑》，宾凯译，《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第44页。

作为刑法与社会领域宪法性结构耦合的隐私权能够为系统健康生长和公众社会交往的安全与自由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21]参见杨炳霖：《回应性管制——以安全生产为例的管制法和社会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1页。[31]参见孙国祥：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的误识与匡正，《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第50-57页。直接将具有违宪审查意义的法益概念融入犯罪论解释并不现实，而且宪法分权观念本身就体现了对政治权力的限制。

[4] 不过，现有刑法合宪性解释研究也存在缺陷。认识到这种现实，将使我们更加坚信在将社会宪治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解释将更加接近现代社会对刑事正义的需求。

社会宪治的概念由来已久，其理论学派与各种主张也较为丰富。实定宪法的产生、中央银行的建立等都说明这些系统需要与其他社会系统产生结构耦合以解决(或恢复)自身系统沟通的稳定。首先，基于个体尊严衍生的法益观并不明确，宪法原则的抽象表述无法直接对个案解释发挥指导效果。也正是因为其所面对的是重构系统的任务，所以社会宪治不仅在出现的方式上体现出外部性、组织性与制度化，而且在出现的时点也是系统的触底反弹时刻。

因此，社会宪治对社会系统演化所发挥的奠基效果呈现二次性。宪法的社会功能便在于将社会中的价值通过宪法转换到法律系统中，从而成为沟通法律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环境)的桥梁。合同是经济领域社会宪治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的典范。通过社会宪治与系统间结构耦合概念对法定犯惩罚范围进行确认是扩展刑法合宪性控制的突破口。

尊重经济领域的自治并非意味着针对经济领域的外部抑制规范无需生成。甚至适度的风险是经济系统产生活力，也就是产生系统不断自我指涉可能性的必要条件。

自我指涉具有盲目性，且会自我膨胀。在刑事责任形式上，基于系统风险的刑法介入在坚持个人责任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集体责任与惩罚性罚金制度对私人领域的越轨行为进行规制。

同样，通过宪法确立的政治民主原则，社会治理法律化的正当性危机得到缓解。[32]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政治机构)加强监管，但这种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将金融机构管死，而是促发金融系统的自主管理机制和责任机制，也就是金融宪治的产生。有关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论证，也可以归为此类研究。在制度设计上，刑事司法与宪法实施的功能也不一致。系统的自省性使得那种刻意构建起来的法律，特别是严厉的刑法规制时常显得多余。这种刑事法律系统内部沟通的创建就是对社会宪法时刻的回应，也是其与上述社会领域进行结构耦合的例证。

[26]法律在为社会纠纷与沟通创造稳定规范期待的同时，也制造了规范的过度增长。相应地，刑法首先需要识别，而非直接介入社会子系统的运作。

社会构成的碎片化使生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开始解体，处于二元构成模式下的政治宪制不仅不能涉入那些传统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对新型危害也缺乏有效的识别机制。作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是避免单一社会系统替代其他社会理性，防止社会演进分化退化的机制。

刑事惩罚的必要性始终受到具有批判立法法益研究的影响，构成刑法教义学合宪性控制的基本方式，法益理论一贯具有的超越刑事实定法的意涵在宪法框架内得到了确认。个人信息保护具有维护个体自由空间与系统运作封闭的双重意义。

[9] 社会宪治(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为修补政治宪制下刑事法治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观察路径。换句话说，社会分化使得基于全集式的(例如户籍制度)纳入或排除逐渐减少乃至消亡，但是同时，社会系统自我演化与内部区分形成的准入则越来越细致。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创建和各级地方政府针对非法集资成立的处置办公室，使各级政府逐渐取代金融监管部门成为对非法集资案件认定、查处和后续处置的实际主导者，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逐渐被边缘化。宪法既不能化约为一种法律现象，也不能化约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在社会理论的创始者那里(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等)就已显现。在传统宪法观的想象中，市民社会是高度一致且均质化的，与政治治理相对的社会治理被简化为平等个体的自治。

[23]但是正如前述，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所有系统运作中产生的快速发展都需要通过外部化与宪法化的方式予以抑制。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无限膨胀，特别是电商平台纵容的以虚假账号吸引投资行为，已经对正常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破坏。

摘要:  在现代社会，刑法的合宪性控制不仅意味着通过实定宪法原则对政治权力(立法)进行限制，而且还应当超越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二元结构考察社会诸领域危害的刑法定罪与量刑标准。抑制这种趋势不仅需要社会诸领域内部构建起反思性的沟通结构，从而规范信息获取的平台与方式，而且有必要在发生大面积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中，及时通过刑事司法的犯罪认定形成具有社会宪治意义的外部规制，也就是一种二次规制。

宪法上述功能的产生在于其具有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社会子系统，但是又可以成为各社会子系统结构的特性。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现代社会对犯罪形态较启蒙时代发生了根本转变。坚守传统自由主义刑法观的理论则试图通过宪法原则进行反驳，重申刑法谦抑性。从外部抑制到内部自控是理解宪法功能的关键。

当然，这种扩张解释也需要注意到个人信息在特定行业(公务员财产公开、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私人领域的表达自由等)的意涵，从而对不同犯罪对象的解释产生符合系统逻辑的差异化对待。功能分化使得这些基于系统运作符码的个人信息变得具有使用价值。

而在社会隐私权保护中，刑法则应当积极介入，保护具有连接社会系统与个体功能的隐私权实质内容。崩溃之后经济与法律结构耦合产生的金融监管机构，具备了更加完备的风险调控机制、更为严格的组织模式以及更为强大的系统反思能力，刑法应当根据金融监管机构对系统风险的判断标准对相关罪刑规范的法益侵害进行二次定位，而不是替代金融领域宪法的规范判断。

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传统宪制的挑战。[28]行为法益侵害与犯罪构成的判断依然需要经过案件的裁判形成系统性的记忆和经验。